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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察觉一个定约中隐蔽着的危险并非易事。下面提供一个实战例子,那是1969年在帕尔马的比赛中,我们与丹麦队对抗: Q 10 8 7
A Q J 10
A 4 2
3 2
| | 东西有局。叫牌过程: | 南 | 西 | 北 | 东 | | 福盖特 | 加罗索 | 
| 1 | — | 2 | — | 2NT | — | 4 | — | — | = | A K 9 6
5 4
J 10 3
K Q 7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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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首引 6,南从明手出一张小牌,加罗索用 K赢得,并回攻 8:J—Q—A。庄家兑现 A,我跟 J;接着是 Q,我垫一张 5。庄家由此已知东持有4张将牌,为了避免 被将吃的危险( 的出牌顺序预示防守方 5—2分布),就清完了手上剩下的将牌。形成以下的残局: 为了完成定约,南还需要赢得5墩。他打了一张小 给 Q,赢得一墩;再以小 到手上的 K,也赢得一墩。 你将如何打下去呢? 全付牌如下: 如果看到各人手中的牌,只要重复进行 飞牌就行了,是小孩子做庄也能得到11墩。但是,坐在牌桌旁的庄家甚至连10墩牌也没有得到。当 K赢得一墩后,庄家已有9个可以到手的赢墩,第十墩牌可以通过再飞 或再飞 来获取。 丹麦队的庄家恍恍惚惚了相当一段时间,最后终于把命运托付给 。他坚信,我忍让 远比加罗索忍让 Q更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由此,他出一张 进入明手A,明手出一张小 回到手中的 Q。结果可想而知。 我该如何防守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两点理由使我深信南有 Q:首先,如果南不持有 Q,那么他在飞 成功后,应当以 回到手上,而不会冒风险用 K;第二,如果没有 Q,南就不会开叫。 对丹麦选手的最后决策不能过份责备。就象你已经看到的那样,唯有一开始就调整好出牌顺序才是切实有效的。 在另一桌上,艾瓦瑞利主打相同的定约,最初的3墩牌几乎一模一样。艾瓦瑞利作出的抉择使他避免了上述残局中进退两难的窘境。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东有 K,西有 A,那么定约将无法完成(如果将牌已肃清,东将让掉第一轮 ;如果将牌没有清完,东将以 K赢得,让西的 A进手,取得一个 将吃),艾瓦瑞利选择了马上就试探 飞牌的做庄路线。明手的 Q赢得一墩后,他兑现 A,用 K将吃 ,接着肃清东的将牌,就这样费尽心机获得10墩牌:两墩 、两墩 、一墩 将吃、4墩 和一墩 (实际上可以得11墩, K在打第三轮 时被击落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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